诚信乃致治之本

随着时代的变迁，诚信日益成为约束社会、经济规范运行的重要因素，而官吏的诚信品德则尤为全社会所关注。如何培养诚信官德？立足国情，大力弘扬中华文明重视诚信官德养成的优良传统，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。

　　中国传统官德中，诚信一直为人们格外看重

　　孔子在论及从政道德时，非常强调为官诚信。《论语·为政》说：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”这是因为，“行政权力支配社会”是中国传统社会极为重要的特点之一，而行政权力的主体是专制国家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吏。官吏是社会舞台上的“主角”，官德是社会的主体道德，官德水平的高低，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。

　　官德，一般是指从政者的道德原则和道德品质。人们往往把德治、官德看作是国家兴亡的重大问题。《尚书》提出：“德惟治，否德乱。”《论语·为政》也强调：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拱之。”汉代大儒董仲舒在《春秋繁露·立元神》中再三说：“以德为国者，甘于饴蜜，固于胶漆。”这种思想一直延续至近代。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曾明确指出：“有了很好的道德，国家才能长治久安。”而道德对国家政治的作用要靠为政者去实践。因此，官德的确是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大问题。官德的内涵十分丰富，诸如为民、公正、勤政、廉洁等，而这一切又都离不开诚与信。正因为如此，以培养官德为己任的孔子才以“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”为志，以“文、德、忠、信”为教，以“入则孝，出则悌，谨而信，泛爱众”为训导弟子之方，以“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”为行仁之德，以“主忠信”为交友之道。简言之，诚与信既是官德的有机组成部分，又是其它官德赖以存在的基石。

　　诚信是立国安邦之本

　　《论语·颜渊》记载了子贡与孔子的一段精彩对话。在对话中，孔子将诚信上升到立国之本的高度：“子贡问政。子曰：‘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’子贡曰：‘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三者何先？’曰：‘去兵。’子贡曰：‘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二者何先？’曰：‘去食，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’”在孔子看来，粮食充足，武备修整，百姓信任政府，是治理好国家的三个要素，而这三要素中，百姓的信任最重要，因为一旦失去百姓信任，国家即难以维持了。

　　《吕氏春秋·贵信》亦反复强调诚信于国家安危的重要性：“人主必信，信而又信，谁人不信，谁人不亲……信之为功大矣，信立……则六合之内皆为己府矣……天地之物毕为用矣……君臣不信，则百姓诽谤，社稷不宁；处官不信，则少不畏长，贵贱相轻；赏罚不信，则民易犯法，不可使令；交友不信，则离散郁怨，不能相亲；百工不信，则器械苦伪，丹漆染色不贞。夫可与为始，可与为终，可与尊通，可与卑穷者，其唯信乎！”

　　诚信事关立国之本亦可从军事上加以证明。军事是政治的集中表现，是特殊的政治，军事上的胜败当然关系到国之安危。而欲在军事上确保克敌制胜，必须恪守诚信道德。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曾以传神之笔记载了孙武诛杀阖闾宠姬以立军信的故事，结果孙武领兵治军，令行禁止，所向披靡。三国时期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亦是为了严格信守军法。孙武、诸葛亮杀人之举，本质上是为了树立必要的信誉，以防军纪涣散，有令不行。由此可见，诚信于治军进而于治国安邦确很重要。

　　诚信是有效行政之关键

　　先秦著名思想家荀况从国家强弱的角度，突出了诚信原则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。他说：“政令信者强，政令不信者弱。”国家在推行政令中的诚信度如何，与国家兴衰强弱息息相关。朝令夕改，失信于民，必然导致政令推行梗阻重重。

　　孔子也高度重视行政诚信。《论语·子路》说：“上好礼，则民莫敢不敬；上好义，则民莫敢不服；上好信，则民莫敢不用情。夫如是，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。”统治者重视礼节，则百姓不敢怠慢；为政者做事以义，则百姓不敢不从；做官的人讲求信誉，则百姓不敢说假话、做假事。如此，则四方百姓背着孩子来归附。的确，中国古代官僚居于社会控制主体地位，其一言一行，足以影响全社会，即所谓“吏者，民之表也”。统治者带头讲诚信，一层带一层，层层作表率，则诚信之风必弥漫社会；反之，则奸诈虚伪之风必大行其道。

　　汉代思想家荀悦提出，诚信是致治之本。《申鉴·政体》：“致治之术，先屏四患，乃崇五政。”他所提的“四患”是伪、私、放、奢。伪，即不诚信、作假、欺诈，会伤风败俗，扭曲人性；私，即营私、谋取不义之财，会破坏法令，使国家失去控制；放，即放纵，会使礼仪名存实亡；奢，即奢侈享受，会使人欲泛滥。“五政”指的是“养生”“正俗”“彰化”“秉威”“统法”五项政事。荀悦坚信这样一个道理：“四患既蠲，五政既立，行之以诚，守之以固，简而不怠，疏而不失。无为为之，使自施之；无事事之，使自交之。不肃而治，垂拱揖逊，而海内平矣，是谓为政之方也。”在这一“为政之方”中，“行之以诚，守之以固”，堪称典范。

　　西汉著名政论家贾谊认为，诚信为从政者必备素质，只有做到诚信，政治机制的运行才能稳定而高效。作为统治者，诚信品德至关重要，即所谓“政莫大于信”。君主与各级行政官员的声誉，“在于所信”，若“所信不信”，那就“终身不信矣”。

　　普通百姓不讲诚信，所影响者不过一家一人，而天下大小百官不诚不信，所危及者乃国家社稷。所以，诚信不仅仅是为官者个人品德修养的小事，而且是事关治国安邦、修齐治平、行政施令的大事。正因为如此，孔子才教学生以“文、行、忠、信”；武则天撰《臣轨》才专辟“诚信”一章；唐人吴兢编《贞观政要》才有“诚信”篇；清顺治帝撰《资政要览》，亦不忘设“昭信”篇。由此可见，古人对诚信于政治、诚信于官德已经有相当清醒的认识。